开国少将王耀南回忆在平山、建屏、灵寿、盂县组织民兵搞联防战
十七 联防战
1942年5月,我从冀中返回晋察冀军区时,曾在平山、建屏、灵寿、盂县组织民兵搞联防警戒。以后我又组织民兵搞联防作战和军民联防。1943年冬,我在抗大四大队训练民兵骨干时,又组织民兵搞起联防围困。此时根据地的群众已经被动员起来,投入到抗战之中。1942年5月,日本鬼子利用铁路、公路织成网,依托大中城镇对我根据地分割“扫荡”。日军在平山县南岗利用夜间突然袭击包围南岗村,将老乡集中到村东山坡上架起柴禾烧,老乡逃跑时,鬼子又用机枪扫射,手无寸铁的乡民惨死200余人。在河西村和屯头村鬼子把老乡赶到打谷场,赶着一些老乡挑来井水浇湿打谷场,逼迫全村男女老幼脱光衣服在打谷场上跑步,谁不小心摔倒就打死谁,最后全村300余口全部被鬼子杀害。这些惨案发生在我们组织民兵联防之后,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有漏洞。我们做工作不能只布置,不监督,不检查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做得太具体。这样我们只能依靠各级职能部门去监督、检查基层的执行情况。我们的中层干部相当一部分是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,他们有极强的抗战热情,但缺乏实战经验。尤其是村、乡、区三级党的干部中,新干部居多数。我们抗大四大队着重培养这些新干部,其中一队、二队为政治队;三队为连、排干部队;四队为行政干部队;学员近千人;主要科目是游击战术中的地雷战、地道战。我到职后提出在联防战中灵活应用地雷战、地道战、破击战、麻雀战。
四大队学员人数很多,分驻在平山县滤沱河南岸的几个村子里。四大队专职干部不多,主要请军区和军分区的首长来讲课;也请地区专员和书记们来上课。副大队长是周新民、政委赵国威、政教长华贻庚、政治教员马志才、军事教员王新培。我决定政治队以军事课为主;连排长队以讨论实战战例为主;行政干部队兼学军事和政治。抗战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。政治干部不懂军事,就不能做好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。民兵连(大队)、排(小队)干部都有一定实践经验。俗话说:“三臭匠顶个诸葛亮。”让他们互相讨论,只要我们这些队长、教员帮他们进行总结和提高,对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开课不久学员反应非常好,说:“到了四大队,取上了真经。”这些学员是各分区的骨干,有许多干部互相认识,尤其政治队的区、乡、村党委(支部)书记们。我可以把组织联防围困的任务交给他们,而且他们也学会了怎样组织联防。联防围困是联防警戒的进一步发展,过去是防,现在是攻。我们根据地的广大民兵、游击队把警戒线放到敌人据点周围,敌人一有动静,我们就知道了。根据敌情,我们可以做相应的准备。敌人出来的少就消灭他;敌人出来的多一点就组织几个村,甚至几个乡的民兵、游击队打他们的伏击;敌人出动大部队,我们就组织群众坚壁清野,转移到山里。
联防围困
晋察冀根据地依照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展开了围困战。我们的第一批学员在四大队学习两个月后,回到各自岗位上。晋察冀根据地广大军民对“蚕食”和深人我根据地的日伪据点开展大规模的围困战。灵寿、平山、建屏、盂县这一带因我曾率五团打过仗,干部群众比较熟悉我,但我不熟悉他们。过去我只和县的领导接触,和下面干部接触少。下面的干部、群众只担当支前的配角,现在他们要当主角了。在四大队和这些干部们直接打交道两个多月,使他们懂得如何应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。他们回到区、乡、村如鱼得水。短短十几天,深人我根据地在据点里的敌人就被我民兵、游击队围困的无法喘气。淖沱河沿岸的民兵每天要埋400余颗地雷,敌据点通往县城和一些大镇子的公路,被民兵埋的地雷封得严严实实。据点周围山头上,民兵冷枪声不时响起,敌人晒在碉堡外的衣服、被褥,稍不留神就不见踪影。平山县游击队把地雷放在死狗肚子里,丢在敌人碉堡门边,敌人吓得要命,直到死狗臭了,敌人都不敢动。滤沱河沿岸,深人我根据地的敌人据点不得不一一撤走。
1944年2月初,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程子华到平山四大队来视察工作。大队赵国威政委把我到四大队后的工作,向程司令作了汇报。程司令非常满意。当时我正在工兵干部训练班组织学员学习地雷制造。程司令派他的警备员把我找去。程司令告诉我,军区重新任命我为军区工兵主任。因为我接到命令去当武委会主任才一个多月,命令所附的通知是,让我仍负责工兵干部队和四大队民兵的训练工作。程司令握着我的手说:“咱们晋察冀军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干部,军区工兵工作还是你来抓比较合适。”我说:“我不管当不当官,工作还是要做的。”程司令说:“你这个话不对头,在其位就要负其责。以后晋察冀的地雷战、地道战,对了,还有你那个什么联防战搞不好,你要负责呐。不戴这个帽子(工兵主任)你可以不负责;戴上这个帽子,工作搞不好可不行哟。”我说:“请首长放心,我们组织民兵、游击队用八到十个月,把深入我们晋察冀根据地的敌人据点都围出去。”程司令问我,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。
我说:“我们准备搞联防破击和联防通信。”我把我们组织全区广大民兵、游击队破坏敌人通信,建立自己通信网的设想,向程司令作了详细汇报。程司令听了非常高兴地说:“你跟我回军区机关去搞计划。”我说:“我在这里搞更实际。我争取用一年的时间训练6000民兵干部,使晋察冀军区抗日游击战水平能有所提高。”程司令让我在平山搞出军区游击战的训练计划和围困敌据点的计划。
我根据四分区在摢沱河沿岸的民兵、游击队一个月来围困敌人,深入我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据点,并将敌人围出去的经验进行总结,然后向三分区和二分区推广。在晋察冀中心区取得经验再向所属二级军区、军分区推广。
通过一个多月的联防围困战,使我体会到:一、必须建立在有组织的群众基础上,否则武工队和民兵、游击队就会孤立。二、联防围困要有统一的领导。经过我们训练的党政干部返回第一线,形成强有力的领导,使联防区的民兵步调一致,可以同时从四面八方合拢起来,逐渐压缩对敌包围圈。1944年3月,二分区驻定襄、忻县的民兵合力围困敌孤立据点,最后把敌人围了出去。三、深人敌占区,首先反“维持”(敌伪基层组织),打掉铁杆汉奸,使“维持”人员换成“白皮红心”的自己人。石家庄(一分区管的一个小村庄)敌据点,被民兵在附近有利地形设立联防围困警戒哨位,每天民兵分组严密围困。敌人一出碉堡,民兵们马上发信号,同时合力打击零星出巡敌人。并由武工队出面,清除敌特汉奸,割掉敌人耳目,迫使敌人整天缩在碉堡里不敢出动。经过一个月的光景,敌不得不撤退。
联防破击
二分区管辖定襄、忻县、寿阳、阳泉各县;三分区管辖灵寿、行唐各县。根据地各县的民兵从1944年年初,就开始大规模深人游击区,破击敌人通信线路。为了支持民兵搞好联防破击,我去军区机关和各军分区进行协调,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抽出一些伪币、日元,购买群众从游击区剪回来敌人的电话线。根据地的区、乡党组织,率领民兵破击敌人通信线路,团结游击区老乡,采取分红的办法,给参加的老乡分盐和豆油。我们组织民兵破坏敌人的电话线之后,日本鬼子强令伪自卫团看守电话线。民兵们又通过当地老乡,用分红的办法,争取伪自卫团员参加割电线的活动。我根据地武工队和民兵联防破击敌通信线路的活动,对敌人的影响是严重的。敌人采用了许多防范措施来保障他们的通信。初期,敌人是在电话线上吊手榴弹,在电线杆下埋地雷,在电线杆上捆枣刺。民兵们看到后不说去割电话线了,高兴地说去收手榴弹、起地雷。以后敌人把电话线由细线换成粗线,又由粗线换成像铁丝网上用的吃针线,针与针之间的距离仅容下一个拳头。我们的民兵还是把它破了,拆下来的线卷起来,放在木架子上背走。敌人进而在电话线上通电,但是民兵用我们教的办法,使电话线和地连接,这样不但弄走了电话线,还烧坏了敌人变压器和电机。
敌人又组织大的巡查队,一旦发现民兵前去破坏就追击。民兵们边撤、边埋地雷,敌人在追击中踏上地雷,死伤多人。有时几个区的民兵利用地形设好伏兵,故意前去割敌人电话线,引诱敌人追击,诱敌进入我们的埋伏圈,被我民兵全歼。敌人吃了多次亏后,沿电话线贴出告示,若哪一段电话线受了损失,要这段沿途百姓赔偿。这样沿途百姓就找到我们这里来,请我们想办法。我还是老办法,请主力兵团来打一下,民兵趁机割走大段电话线,让鬼子没办法干着急。有时大部队来不了,我就带四大队的干部和民兵冒充大部队去威胁据点的鬼子。因为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总有一些暗藏的敌特和汉奸,他们会向鬼子报告,鬼子还是会报复当地老百姓。每当我们部队出动,就先剪断孤立据点通往敌老窝的电话线,使他们得不到支援,然后我们通过武工队员通知“白皮红心”的维护会长去敌据点“报信”说八路主力来了,请皇军去“扫荡”。敌人据点二三十人,哪敢出动和我主力较量。事后暗藏的敌特和汉奸也会向鬼子报告,有数百挂盒子炮的(我政工队学员)和女干部在附近活动,使鬼子不得不相信真有大部队来了。这样使我们那些“维持会长”们就得到了鬼子的“信任”。民兵在实战中有许多好的破击办法,在地雷战、地道战中不少绝招,很快反馈到我们四大队,又通过四大队毕业学员普及推广到成千的村庄。仗是让民兵、游击队员越打越精了。最后敌人不得不自行拆除我根据地周边的蜘蛛网般的电话线。
电话线破掉了,敌人成了聋子。民兵可以放心大胆去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。我们在教学中强调民兵必须把握速进速退、速战速决的原则。民兵经过训练,战术水平和意识大大提高,时时注意讲究战术。在破击敌铁路和公路的活动中,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联防通信
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这是兵家的常识。我们在过去的战斗中,多次由于消息、情报不准确吃过亏。我们在破击敌人通信网的联防作战中,又得到许多便宜。我们没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,除军分区以上部队有电台外,团级单位只能靠野战电话和人工通信,民兵就更困难了。我们利用联防围困和联防作战的指挥中心,组织了若干通信中心。老乡们管这些中心叫“电话站”,一有消息,“电话站”就派出民兵或儿童团员把消息传出去,特急件在信封上贴三根鸡毛,紧急件贴两根鸡毛,急件贴一根鸡毛,一般消息不贴鸡毛。有鸡毛的信,耽误不得,这是全体民兵、游击队员和儿童团员都懂得的道理。
虽然根据地缺乏现代通信手段,但有了这种“土电话”,部队、民兵就可以及时准确掌握敌情,调动部队或集中民兵正确进退,使根据地老百姓少受很多损失。
1944年春,日寇独立第九旅团井山大队及伪军1500余人“扫荡”任河县、任丘河间地区。“电话站”接到情报,鸡毛信飞往敌“扫荡”目标村落。各乡、村民兵严阵以待,3000多乡亲进人地道。联防区内武工队员、游击队员集中到敌“扫荡”地区,迎击来犯敌寇。此战毙日寇44名,伪军9名,伤日伪军53名,俘伪军2名,缴获大批武器,粉碎井山大队“扫荡”阴谋。任河民兵在武工队支援下取得的胜利,得益于来自联防通信准确的情报。
1944年12月21日午夜,日伪纠集三个大队偷袭满城石井村。我联防警戒哨侦察得知敌情,通过“电话站”发出鸡毛信。石井村在周围几个村的民兵支援下,在村前道路口埋好地雷,埋伏在高房工事,等待敌人光临。几个村子集中民兵共32人,分成四组,在村东北院落内待机。我四大队毕业学员,民兵排长李全子、肖德顺等人,抗击敌伪三次冲锋,并毙伤一些敌伪,才转人地道。
他们和其他民兵在地道内,研究打击敌人的方法。李全子带民兵两人,到村南门楼高房工事内,击散集结在那儿的百余敌兵,又迅速转到村东一处高房工事,打死汉奸多名。肖德顺带队员数人,在东门楼击散一股集结敌人。敌人发觉东门楼肖德顺等人,便纠集200余人,以轻重机枪掩护攻打东门楼高房工事。
肖带领民兵击退敌几次冲锋后,再迅速转移到村东和李全子会合。他们合力歼灭在院落搜寻的一股汉奸。待敌援兵赶到,李全子又带五名游击队员转至南门楼。他们向村外麦地正休息的日军射击,将敌打得抱头鼠窜。李全子他们在南门高房工事上看到村内有一股敌人,发现了一个坑道口,正在破坏。其中一个队员拉响地雷,炸死、炸伤多名日伪军。当日中午,李、肖两人召集隐蔽在地道内民兵,再次布置歼敌计划。战斗持续近20个小时,与敌交手13次,消耗子弹300余发,手榴弹30余枚,地雷9颗,毙敌伪49名,缴枪40支。村民3000余人,除10余名想逃出村外被敌俘获,无一伤亡,各民兵队无人伤亡。
三日后,敌一个大队又于夜半偷袭,再次被我警戒哨发现并提前通知。李全子等人与联防区内百余游击队员,在村南河滩地芦苇丛中设伏,毙敌10余人,敌狼狈逃窜。
联防出击
我晋察冀根据地和部分二级军区,如冀中军区,经过几年抗日战争的锻炼,根据地内的人民群众已经成长起来。尤其是在平原地区的地道普及之后,平原人民利用地道和夏秋季的青纱帐,有了四面出击,消灭敌人的便利条件。通过联防,根据地的人民团结起来。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。各联防区群众和民兵家属办起变工互助组,使民兵有可能数日离家参战而无后顾之忧。
在这个前提下,由于,一、民兵游击队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,提高了民兵们的战斗情绪;二、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;三、民兵游击队员感到只有主动地打击敌人,少能开辟边缘区的工作,才能更好保护自己的村庄和自家的安全生产。慈峪的民兵把敌人围出山区后,主动向灵寿、行唐方向敌边缘区据点出击。他们在联防方区内,4个民兵中队抽10余名民兵组成专班,每10日(逢集)一换。这些专班民兵深入边缘区,配合武工队队员,利用亲属关系,发展秘密联络情很员,并捕杀铁杆汉奸,协助边缘区群众反维持。短短两三个月,慈峪民兵在j弋工队员带领下,捕杀汉奸及伪军、伪政府和伪维持会头目30余人,将7个村子维持会变成“白皮红心”应付敌伪的村委会。他们使20余名伪维持会人员改过自新,主动为我军提供情报。
1944年冬,日在唐县驻军出动了300余人,奔袭我灵山三分区后勤被服厂。敌人刚到仁厚镇,民兵就得到消息,不待命令主动出击,民兵越打越勇,敌人陷人民兵的地雷阵之中。民兵从青纱帐里用土枪袭击敌人,使敌人指挥官“顾了头,顾不了脸”,丢下十几具尸体,狼狈逃回据点。我们有了整套的游击战术和组织形式。即民兵、游击队、正规军三位一体,联合协同作战。
正规军的任务是打击敌人主力,保卫根据地;地方游击队的任务是坚持本土,随时出动,随时转移;民兵的任务是就地坚持,保卫村庄,保卫群众。正规军、地方游击队、民兵是互相配合,互相依赖。有了稳妥的联防协同之后,有更多的民兵可以协助游击队和正规军长期出动。正规军战斗力强,但地形不熟,敌情不熟。有了联防通信站这样的耳目,加之有可以长期离家的民兵带路,就使我正规军便于打开局面,从根本上保障根据地人民的安全生产和生活。民兵、游击队对敌围困,破坏了敌人通信设施,不断袭扰敌军,使敌军动摇军心,给我正规军造成歼敌的有利条件。为了巩固这种军民联防,便于民兵出击,我们用了红军时期毛主席教给我们的策略:红军集中以消灭敌人,红军分散以发动群众。在敌人无大的活动征候时,临时派出干部或战士,分散到地方民兵中去,担任民兵领导干部的副职,与他们生活在一起,帮助民兵作战,保护群众。在某些重要地段和区域,由正规军派出一个班或一个排,当成游击队骨干。
为了加紧晋察冀军区中心局和冀中军区的联系,扩大边缘区的范围。1945年年初,我兼任三分区司令员。我到达三分区后,和政治部主任陈宜贵,找来主力二团团长钟天法、政委李植林及四十二团段志清团长,民兵各联防中心“电话站”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工作,取得密切联系。这样到战时就能带领民兵参战,平时我们部队就支援地方生产。
在1945年3月满城附近的伏击战中,民兵动员了数百人参战。民兵在战时抬担架抢救伤员。在火线上民兵们紧跟部队突击队后,伤员倒在哪里,民兵的担架队就跟到那里,并把伤员抢回来,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。
地道联防战
二分区管辖的定襄、忻县的村落紧挨同蒲北段铁路线,一个村子坚持地道战困难较大。1942年到1943年我和二分区首长去那一带时就强调,民兵挖地道要有出路。以免敌长期占据,村里男女老幼受困后出现意外。这些村、乡、区的干部在联防战的启发下,打起地道联防战,使老乡在地道中向安全区转移,民兵向敌进攻重点集中,更好地达到消灭敌人目的,使游击战能长期坚持。民兵们将地道挖得越来越长,地道口也越修越巧,成为晋察冀军区地道战的典型。清苑县冉庄是晋察冀军区地道战的模范。冉庄是地道战开展比较早的一个村庄,“五·一”大“扫荡”前,我和冀中军区的首长曾去过那里做过指导。在“五·一”大“扫荡”中,冉庄地道发挥了积极作用,冉庄人民未受大的损失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按军区要求,宋村、南王庄、罗五侯、玉皇庄开挖野战地道,展开地道联防战。村与村,户与户,地道连成片,地道网像地下长城般,并不断向敌战略要点保定附近挺进。南北大冉、清头、樊庄一带,也相应挖掘野战地道,进逼保定,给保定敌军以很大威胁。
1945年6月,日寇和伪治安军、汉奸齐靖玉指挥两个团的伪军,连续三天,进犯冉庄。冉庄民兵依托地道与敌作战。周围各联防村从外部袭扰敌军,使敌日夜不得安宁,终于溃败。我以1名轻伤代价,毙伤敌伪74人(内有团副一名、副官一名,连长一名,排长两名)。冉庄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地道战模范村。军区奖给冉庄奖旗一面,步枪两支,手枪一支。我在向程子华呈报奖励文件时,向程司令员报告了晋察冀军区开展联防战的成绩。程司令高兴地说:“现在我们的地道挖到敌人的省城边上了。我说王耀南啊,咱们能不能把地道挖到保定城里呀!”虽然程司令说的是一句笑话,但我向程司令保证:一旦需要,我们可以利用地道爆破保定城,打开突破口,保障部队进城。
我们根据地的发展越来越快,我们培养的工兵干部和民兵干部,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。联防战是一种组织形式,也可以说是一种战术。结合起来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。它不但增强民兵、游击队、正规军的作战能力,也使这三者更紧密的团结到一起,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联合起来,把日本鬼子赶出晋察冀,赶出华北,赶出全中国。